金学文（左）正在向年轻人展示裱糊技艺。
“为什么要撒鱼鳞，为什么要先刷横再刷竖糨糊？这里头可是大有讲究！”
老人叫金学文，86岁的他是北京市朝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裱糊技艺的传承人，也是目前北京最后一位裱糊匠。
记者见到金学文时，戴着人工耳蜗的他滔滔不绝地讲起裱糊这项技艺，哪怕站了几个小时，他依旧神采奕奕。害怕听者不懂装懂，他总喜欢装着严肃突然提问，再反复解释，直到确认听者能答上来问题，才肯罢休。
金学文家里祖传裱糊手艺。爷爷清末时便开始学艺，父亲接着干，到他这儿，已经是第三代。“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学，放假的时候，南北长街那些学校的寒暑假裱糊活儿，全是我们家的。”他说这话时，眼里泛着光。
可这光，转瞬又暗了下去。
一屋子裱糊一辈子“执念”
“现在北京做裱糊的，就我一个了。”金老说这话时，眼睛里流露出了不经意的难过。
裱糊，曾是北方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手艺。糊顶棚、糊窗户、糊隔断，逢年过节、结婚生子，都要把屋子裱糊一新。可楼房一来，平房拆了，这门手艺也就没处安放了。
“20世纪70年代基本就没了。”金老说，“你学了以后没有收入不能生活，不能养家，谁还学？”
但他没放下。2008年，金学文偶然在电视上看到非遗申报的消息，心里那团火一下被点着了。从那儿开始，他一个人跑单位、找材料、拍照片、写记录。“人家要照片，我那会儿哪有照片？50多年前全北京有几个人家里有照相机的？”没办法，他到处找木结构老房子，自己做顶棚、拍照、录像，足足准备了六七年。
2016年，他终于成功为裱糊申报了朝阳区非遗项目。可传承人的证书拿到手，他心里更急了。“我得宣传，得让大家知道，哪怕现在没人糊顶棚了，也得知道原来老祖宗住的地儿，屋里头是啥样。”
走进金学文家中，墙壁上挂着裱糊的小窗模型，柜子里摆着他亲手做的顶棚骨架，桌上摊着泛黄的印花纸样，甚至连旧冰箱也被他改造成了收纳工具的箱子。
80岁学拼音敲出6万字
为了让裱糊能被记录下来，金学文80岁那年开始学拼音、学用电脑。
“好多字我不会打，就查字典。”他戴上老花镜，小心翼翼地打开那台老旧的笔记本电脑，Word页面缩在屏幕一角，字小得记者凑近才看清。
就是在这个小得看不清字的界面上，金学文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了6万多字的手艺记录。他给这本书命名为《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即将消失的裱糊技艺》。
“您就一直用这么小的界面打字？”我问。“是的，我不会放大界面。”他说得轻描淡写。他给记者念序言：“笔者对这项即将逝去的技艺感到忧伤和内疚……”
一位耄耋老人，独自守护手艺近一辈子，不说自身的辛苦，反倒因技艺濒临失传而心怀愧疚，这份赤诚与执着，记者震惊之余，听得心里发酸。
“这些材料您都是从哪儿收集的？”他说：“有时候手机上看到一点消息，我就存下来。报纸上有一句相关的话，我就剪下来。我做梦都经常梦见裱糊的事儿。”
“能给古建‘延寿’是我的福分”
金学文闲不住。前两天，他刚去了趟河北蔚县，听人说那儿可能有裱糊的线索，他揣着手机就出发了。“我打着50%的希望去的，结果很失望。”他说，“现在大势所趋，这东西未来肯定要被淘汰了。”
可转头，他又打开手机相册，给记者看故宫的照片。“这是乾隆花园三进院，这是我帮着糊的。”“养心殿后边四个卷窗，都是我做的。”“御膳房就快开始修缮了，说也让我去。”说这些时，他骄傲地笑了笑。
金学文的桌上摆着一个文件夹，上面写着：“文化遗产事业没有我哪行，能给古建‘延寿’是我的福分。”
他指着那幅字，一字一顿地念给记者听，然后说：“这就是我的动力。”
这些年，金学文一直坚持走进宣传基地开展公益分享，全力传播裱糊技艺。与“我是楮先生工作室”合作后，他连续两年举办多场公益沙龙，不计报酬、只为让更多人了解传统裱糊。最让他动容的是广州实验学校的孩子们，大家排队学捆扎、动手糊纸，活动后还主动找他签名。在老人眼里，这份童真与热爱，就是手艺最珍贵的希望。
也许有一天，裱糊这门手艺，真的会从街头巷尾彻底消失。但只要还有人记得金学文，记得这位86岁老人一个人守着的那份执念，裱糊，就还活着。
延伸阅读
裱糊，老北京又叫“糊顶棚”“糊窗户”，是北方传统民居特有的室内装饰手艺。它以高粱秆（秫秸）为骨架，用麻纸、高丽纸、印花纸层层裱糊，形成平整美观的顶棚和墙面，俗称“四白落地”。这门手艺讲究“一平两切”，工序繁复，包括选料、烤直、裹纸、扎架、糊底、封面等十几道环节。糨糊须用小麦淀粉加花椒、黄柏冲制，防虫防腐。
明清时期，裱糊被列入宫廷“八大作”之一的“裱作”。随着楼房普及，这门手艺几近消失，目前全国掌握全套技艺者屈指可数，仅故宫等古建修缮中偶见其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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