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近日发视频称，因一场直播连麦，被家长举报至多个部门。视频下方，许多教师转发、附言或默默点赞，字里行间满是共鸣与无奈。
事情的起因是，一位小学生家长通过直播连麦，向沈奕斐咨询孩子遭遇“校园霸凌”的问题。沈教授请她举出严重的几个例子，这位家长讲了两件事：一是自家孩子给同学分零食，但同学有好吃的没分给他；二是两个孩子拌嘴，互相推搡了几下。随后，这位母亲因这两件事，反复投诉、举报学校和老师，甚至报了警。沈教授分析：“这不是霸凌，而是家长陷入了极端的‘受害者逻辑’，把正常的儿童社交摩擦上纲上线。”
沈奕斐回应与家长的争执
据沈教授自述，因为这波分析，家长开始举报她。先是举报侵犯隐私，可视频做了变声处理，没有泄露隐私；随后又向复旦大学多个部门投诉，举报教授直播影响教学、工作失职。沈教授连日撰写情况说明、配合调查，连工作都无法开展。复旦大学按程序调查、查清事实后，没有因为“怕麻烦”就处分老师。
沈教授的这段经历之所以引起广大教师共鸣，是因为当前低约束、高频次、扩大化的举报呈泛滥之势，一线教师被困在胡搅蛮缠的举报之中，苦不堪言。
但沈教授选择与家长“硬刚”到底，“不认怂”不删视频，也未必是处理此类问题的最优解。尽管学校最终没有处分她，但应对这场举报已耗费了她大量心力。倘若这样的举报接二连三，任何教师都会被折腾得精疲力竭，根本无法安心投入教学。
去年教师节前夕，教育部曾明确要求，保障教师合法权益，健全权益保障机制，及时澄清涉师不实举报，并会同公安部严厉打击诋毁、污名教师等违法行为，维护教师良好形象。然而，针对教师的不实举报依然高发。从根源上防止不实举报干扰学校办学与教师教育教学，必须建立应对举报的长效机制。
当前，教育部门与学校在处理举报问题上存在两方面问题。
一是把“有举报”等同于“有问题”。家长举报教师的渠道很多，可以拨打12345市民热线、教育部门举报热线，也可在网上发帖、留言。举报几乎“轻而易举”，这本是为了方便家长监督、维权，但问题在于，有关部门往往把“有无举报”“被举报次数”“举报满意率”作为考核基层学校的重要指标，让无理举报有了滋生的空间。一些家长把举报作为低成本“治教师”的手段，一言不合就举报。哪怕查明举报不实，被举报的教师也难免受到影响。
二是不对举报进行基本的事实核查。以沈教授的遭遇为例，虽然学校没有因被举报而处分她，已算是“不错”的结果，但更合理的处理方式应该是，对于明显缺乏事实依据的举报，直接不予受理，而不是要求教师“自证清白”。这就好比法院面对缺乏事实依据的起诉，可以直接不受理，从而遏制滥用起诉权。如果举报人捏造事实、恶意诬告，还应依法追究其责任。
据报道，西南某基层教育局的台账显示，2024年1月至8月，该局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，经调查，仅7起举报基本属实，查实率不过5%。这些不实举报严重分散了基层教师的精力，恶化了教育生态，破坏了家校互信。
要让教师真正摆脱“无理举报”的纠缠，必须建立并发挥教师专业共同体的作用，推进对教师的专业评价。绝不能把“被举报”直接等同于“有问题”，更不能把被举报次数纳入对教师的考核评价指标。教师如果被查实存在违规行为，当然要依法依规处理；但如果举报不实、甚至属于诬告，就不能让被举报教师承担任何不利后果。
以“依法治教”为基本原则，建立应对举报的机制。教育部门和学校可以成立专门的法治委员会，聘请教育专家、法律人士参与，对每一起举报进行研判。对于有明确事实依据的举报，依法启动调查处理；对于没有事实依据的不实举报，则直接不予受理。判断举报有无事实依据并非难事，比如家长投诉“教师穿裙子上课”，这样的举报需要受理并要求教师做出说明吗？
如何应对家长举报，检验着教育部门与学校的治理水平。现代治理的内核，正是依法治理、明确责任边界。只有建立起既畅通合法的监督渠道、又有效过滤无理举报的长效机制，才能让教师安心从教、学生健康成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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